合肥知识产权律师网
3家知识产权法院的成立，不仅将更好促进知识产权使用和保护，也体现了司法改革思路，知识产权法院中将实行法官员额制、主审法官负责制，以及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。
按照《案件规定》，知识产权案件的”中枢”—知识产权确权授权类案件将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专属管辖。无独有偶，对确权授权案件引出的”循环诉讼”问题的解决，贯穿整个知识产权法治体系，21世纪经济报道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了解到，正在修订的《专利法》亦将就此作专门修改。
此外，知识产权法院还将设立”技术调查官”.王闯介绍，最高法院目前正在制定相关司法解释，以规范技术调查官岗位职责等机制。技术调查官并非审判人员，”但可以接受法官指派，进行相关调查取证工作。”王闯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。
知识产权法院的司改亮点
全新的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将率先实行跨区域管辖案件。今年8月31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《关于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》，其中规定，在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的三年内，可以先在所在省（直辖市）实行跨区域管辖。
《案件规定》据此要求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对广东省内一些一审案件实行跨区域管辖。”北京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的辖区分别是整个北京市和上海市，不存在跨区域管辖问题”,王闯说。这些案件包括专利、植物新品种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、技术秘密、计算机软件民事和行政案件，以及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民事案件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最高法院《案件规定》公布的案件管辖范围，与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决定》相比，增加了计算机软件案件一类。
”计算机软件案件涉及专业技术事实认定，技术性较强，基层法院审理存在较大难度，有必要由知识产权法院管辖”,王闯说。
如果广东省内知产案件集中到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理，将带来可观的工作量。王闯介绍，根据司法统计数据，全国知识产权法院民事案件中，广东省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占据约三分之一。
10月28日，最高法院印发了《知识产权法院法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下称《指导意见》），知识产权法院将不设副庭长，而是根据法官编制员额实行主审法官责任制。
此外，《指导意见》要求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具有四级高级法官任职资格，这意味着知识产权法院法官任职后，享有的审判权限和职级待遇将高于目前的全国其他中级法院。在以往，四级高级法官往往是中院副院长级别人员。
目前，18名法官通过遴选，已被拟聘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，其中就包括吴飞所代理案件的审判长张晓津。张晓津原为北京市二中院民五庭庭长，现拟任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委会委员、二庭庭长。一同拟调任的还有履新北京市三中院副院长仅半年的宋鱼水，其被拟任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。
”目前来看，和其他法院比，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员额是非常少的，因为要突出法官的核心地位”,王闯说。
多路径治理循环诉讼
最高法院还规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进行专属管辖，即知识产权授权确权类案件由其一家受理。
”该类案件是整个知识产权案件的中枢，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”,王闯说。
现实中，如果甲去法院起诉乙侵犯了他的专利权或商标权，乙往往先去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（下称复审委）或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（下称商评委），申请甲的专利权或商标权无效，从而证明自己没有侵权。
”在这个行政程序进行时，侵权诉讼需要中止”,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庭原庭长蒋志培告诉记者。
不管行政行为结果如何，原告和被告都可能不服，于是产生对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国家工商总局的行政诉讼，即授权确权类行政案件。按照管辖地原则，这些诉讼都要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，在北京市高院二审。
如今，按照《案件规定》，授权确权类行政案件一审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专属管辖。这意味着，由于知识产权法院实行行政、民事”二审合一”,发生在北京的确权授权类行政案件与侵权类民事案件，可能由同一个合议庭审理，从而有利于程序的进展。
但行政案件容易形成”循环诉讼”,因为法院无权改变复审委和商评委的行政审查结果，如果法院与复审委或商评委的意见相反，也不能直接判决专利或商标无效，而是只能判决复审委或商评委再做一次审查。如此一来，诉讼可能重演一轮。这样”循环”的行政诉讼可能耗费多年时间，但真正涉及当事人切身利益的侵权诉讼却因此被搁置。
但现实情况是，”超过98%的复审委决定都被法院认定为有效”,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副司长张志成告诉记者。也就是说，那些”循环诉讼”的发起人打赢官司的可能性不到2%,却浪费了大量司法资源。
但目前的《专利法》只规定，专利复审委对宣告专利权无效的申请应当及时审查和作出决定，并通知请求人和专利权人，”而没有赋予复审委的决定以法律效力”,张志成说。
他透露，正在修订的《专利法》拟规定，宣告专利权无效或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作出后，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及时予以登记和公告。该决定自公告之日起生效。
”当事人仍然可以去法院起诉复审委的决定”,张志成说，但通过赋予复审委决定以法律效力，”法院可以不必等待行政诉讼终审以后，再来判决最初的侵权诉讼”.
《专利法》已被列入本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，但自2013年初提交送审稿后，目前仍在国务院法制办阶段。
首设技术调查官
知识产权法院将探索技术调查官制度，以”提高技术事实查明的科学性、专业性和中立性”.目前最高法院正在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和工作规范，明确技术调查官的职能定位、配置数量、选任条件、管理模式、职权行使等问题。
正在修订的《专利法》亦有相关考量。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副司长张志成透露，《专利法》拟加强法官调查取证权，在专利侵权诉讼中，对于由被控侵权人掌握的涉嫌侵权的产品以及账簿、资料等证据，法院应当根据原告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申请依法调查搜集。
”现实中，由于种种原因，被侵权人很难独立取得涉嫌侵权人的相关证据”,张志成说。但亦有学者提醒，加强法官取证责任，”要防止当事人在举证责任上变懒”.
技术调查官的经验来自日本、韩国和台湾地区。”但台湾智慧法院中的技术审查官有一些弊端，比如其来自知识产权行政机关，进入法院工作后，自身‘身份不明’”,一名台湾地区知识产权法学者告诉记者，”此外，由于技术审查官拥有技术专业知识，一些情况下甚至会左右法官的判决”.
”所以我们考虑，如何能够设立一些规则，对技术调查官调查技术事实的方式、出庭规则和行使职权方面进行一些限制，充分发挥他技术调查顾问的作用，同时又不会形成对他的过度依赖”,王闯说。
作者：王峰
来自：优智博知识产权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