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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：素有“红衣大炮”之称的周鸿祎领导的360公司近年来成了“众矢之的”。2012年，360公司全年诉讼量只有12起，可是隔年就涨到72起，2014年则有105起。
360公司官司缠身，其实只是IT圈法务大战愈演愈烈的一个缩影。搜狐告今日头条侵犯著作权，网易云音乐与酷狗互诉侵权，优酷土豆、搜狐视频、腾讯视频、乐视网联合向百度索赔……这是IT圈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“诉讼狂欢”，而其中的参与者尽是法律界的律政先锋。
武装周鸿祎
2012年初，范勇成为360公司法务总监。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，自己将成为中国最忙碌的企业法务中的一员。
加入360之前，范勇一直在为外企做法务服务。跨国公司对法务的尊重感是极强的，法务往往拥有最终说NO的权力。可是在360这家民营IT企业，思考的逻辑首先是如何能让自己活下去。所以，作为公司掌门人的周鸿祎起初并不重视法务，他常常会因为自己微博上的言论而遭到名誉权的诉讼，而且总是输。周鸿祎自己都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我说的都是真话却还输了官司。同样的，360的产品工程师们也不会主动把产品和法律联系在一起。
曾有一段时间，范勇害怕极了和工程师们一起沟通，“一边坐着律师，一边坐着工程师，同样一件事，两边的逻辑看上去却像两件事。”周鸿祎的态度更是助长了这种风气，“他觉得我们有时候反而是在阻碍公司的发展，并没有给公司带来什么价值。”
很快，范勇就领到了第一件差事：百度诉360插标案。这件事其实很简单，360为了“维护用户的权益”，会在360浏览器百度搜索的结果中，把360认为的虚假广告、木马网站标记出来。这在360工程师们看来，虽“多此一举”地推广了360浏览器、截流了百度的流量，但总体还算是“公益行径”。可是，在法官看来，这就违反了“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”：如果这件事不是纯公益的，就没必要去干扰别人的正常运营。
法院的判决很干脆——360败诉。可范勇却执意提出再审，倒不是奢望翻盘，而是想借此告诫管理层及产品团队，是你们对法律的忽视才导致了这个结果。
“插标案”从2012年一直折腾到2015年，走过了一审、二审，直到最高人民法院。正是在这段时间里，周鸿祎把法务部门的人数扩充了几十倍。2015年初，周鸿祎干脆把范勇和他手下的七八个人独立出来，从风控转型为产品支持，要求他们要与工程师泡在一起，“以前只是审下合同，现在跟产品，要一点一点地过。”
事实上，促使周鸿祎“转性”还另有其他原因——在旷日持久的“3Q大战”中，360被腾讯在法庭上数度击败。
“3Q大战”的败诉与以往360的大多数败诉案例同出一辙，都在于360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工具、一个选择或是一个提示，结果被其他企业认为是360挑战和破坏它的商业模式——那好，对手便通过法院判决将360的商业模式、产品思路彻底封杀。
“3Q大战”让所有IT大佬都幡然醒悟：原来法务不仅仅是防御性武器，更是最高层次的攻击性武器。IT企业不能只有CEO、CTO、CIO、CFO，还应设置首席法务官CLO——必须武装到牙齿。
在这一方面，腾讯、阿里巴巴似乎更为出色，他们的法律人很早就发挥着更为多元化的作用。
“铁嘴”腾讯与阿里“财神”
2013年，腾讯广东法务部连胜29场。
其中有一例天价QQ号案，QQ号收藏者陈先生5年花100多万元收藏的一批“靓号”被腾讯没收，惹得前者提起诉讼。该案于情于理都是腾讯偏弱，未料腾讯坚称持有QQ号所有权，有权没收非原注册人的使用号码。法院最终驳回陈先生诉讼请求。
正是因为如此强悍，腾讯法务部被冠以“铁嘴状师”的称号。不过，倒退到十几年前，腾讯法务部还只是“躲”官司的角色。
1999年，腾讯五大创始人聚首深圳，其中就包括律师陈一丹。但是，加盟腾讯前，陈一丹只为家人打过一场官司，虽然赢了，过程中他尤感身心疲惫，无论结果如何都是两败俱伤。因此，陈一丹组建腾讯法务部的初衷，就是防范风险，避免打官司。
陈一丹后来成为腾讯CAO(首席行政官)，以构架公司行政结构为主事。然而到了2011年，形势突变，周鸿祎借“3Q大战”发飙，把商业竞争行为上升到“代表”行业反击腾讯垄断地位的运动。一时间，“恐腾症”甚嚣尘上，51、迅雷、YY语音接连与腾讯在法庭上擦枪走火。陈一丹意识到，必须一改过去腾讯法务的防御姿态，变为主动出击，方能闯过难关。
2012年，陈一丹对腾讯法务实施“大手术”，设立法务综合部、知识产权部与合规交易部，董事会设立合规管理委员会，公司内部设立跨部门的法律委员会、税务管理委员会、信息安全管理委员会。这样一来，法务已衔接入腾讯业务的方方面面，细分的法务小组接口能够贴身服务所有业务部门，做到主动出击，甚至是提前出击。
陈一丹态度的转变，促成“3Q大战”逆转。腾讯不仅率先诉诸法律，而且360一有新状，腾讯必以牙还牙。有趣的是，排兵布阵完毕，2013年3月20日，陈一丹便以一身白衣，放心地卸任腾讯一切职务，投身到公益事业去了。那时“3Q大战”还未进入高潮，却好像胜负已定。无怪乎周鸿祎在“3Q大战”落幕后留下这样一句话：“实力不济，认赌服输，将会更努力。”
在阿里巴巴，拥有律师执照的台湾人蔡崇信的真实身份，实际上是一位CFO(首席财务官)。在马云心里，蔡崇信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，他能够协助处理一系列的交易直至帮公司成为业界的主宰。
正是蔡崇信起草了十八份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英文合同，在湖畔花园炎热的夏夜，挥着汗水对着白板给所有创始人讲解股份权益的划分，最后让大家签字画押。这就是阿里巴巴“最高宪法”合伙人制度的雏形。
1999年8月，马云在美国融资一无所获。正当绝望时，蔡崇信借道高盛旧相识博来一笔500万美元融资。后来，马云见孙正义，后者坚持投资4000万美元占有49%股份。马云正欲妥协，但蔡崇信说NO，反复争取到只要2000万美元，避免了股份的过度稀释。2004年，蔡崇信回台四处融资，筹到8200万美元助马云吃下雅虎中国。2007年和2014年，又是蔡崇信亲自操刀，阿里巴巴B2B与集团分别整体上市。
——在阿里巴巴，蔡崇信有“财神”的称谓，这一点也不为过。阿里巴巴的幸运也就在于，在事业开始发展的最早期就有了一个解决一切财务、法律疑问的“守护神”。
2014年，阿里巴巴公布30名合伙人名单，蔡崇信、俞思瑛、石义德三位持有律师执照的法律人位列其中，其中蔡崇信还是除马云外唯一的一位终身合伙人。这被法律界人士称之为“法务总裁”时代的到来。这种向往催动着越来越多的法官、律师们，开始把目光从体制内转移到体制外的IT圈。
法务文化>工程师文化
2008~2012年，北京市法院招录2053人，却流失348人;江苏省更严重，2008~2013年流失2000多名法官。洪程宇原是北京西城法院资产庭的副庭长，现在则是360法务部副总监，专门负责诉讼。而范勇的团队也几乎是法官班底。
范勇说：“高层越来越明白法务的重要性，那么谁还能比这些法官更专业呢?”
这也反映了一种趋势：当利益足够大，法务就会是一个足够强大的“武器”，每家IT公司都会匹配最好的资源在上面。就宛如IT圈的一种流行说法：“工程师文化”能够让你成为飘在风口上的猪，但“法务文化”的缺失能够让你不经意间就成为一只任人宰割的烤猪。
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快播。2012年，搜狐、乐视、优酷等多家反盗版联盟成员在“带头大哥”腾讯的张罗下，多次发起对快播公司的盗版诉讼。2013年12月，国家版权局出面警告快播;2014年1月2日、26日和2月17日，腾讯又连续三次警告快播。
事实上，这些全部都是快播悬崖勒马的最佳机会，但缺少CLO的快播始终没有作出什么实质反馈。事情的真相可能就是，快播的工程师们对自己构建的商业模式过于自信了：快播只是提供了播放器，向大小站长提供了视频网站建站方案，自己并未直接侵权。再且，站长作为个体，数量多，目标小，维权和监管都十分困难。
可是，当2014年4月22日警方来调查快播时，警方的突破口却与快播的商业模式完全无关——快播“放任”用户传播淫秽信息。
“放任”二字，实在提供了太多的想象，墙倒众人推，快播几乎有口难辩。更悲剧的是，在最后关头，竟然没有律师劝告快播创始人王欣主动自首，王欣反倒潜逃至国外。这“一逃”和“一捕”，等于罪上加罪。
王欣曾说，如果有一天我变成流氓，请告诉别人我曾纯真过。没有想到，一语成谶。
没有人再想成为“快播第二”。
2014年6月，今日头条运营方高调宣布已融资1亿美元，估值超过5亿美元。这引起了“新闻搬运工”估值超过“新闻生产者”的争议，“被搬运”的“受害者”纷纷发难今日头条要“讨一个说法”。其中，搜狐是IT圈中第一个向今日头条发难的巨头。
但是，今日头条早有预谋地保留下了搜狐诸多部门主动要求导流量、主动提供适配接口的证据。凭此，今日头条反诉搜狐商业诋毁。
有人调侃，如果今日头条的法务再强势一点，他一定会在一早就告诉高层千万不要宣布任何融资消息刺激“友商”们，不如永远“低调做人，闷声发财”——不作死就不会死。
目前，IT公司越大，越愿意投资法务。2013年，阿里巴巴投入6000万元用于“双十一”的打假行动，其国内法务负责人俞思瑛最忙时几乎没有休息日。在乐视网，法务总监刘晓庆的取证触角延伸到了PC终端、电视终端、盒子终端、手机终端、各种领域的酒店等，每年发起的维护版权诉讼多达几千个。
中国IT公司之间的法务战已经极度常态化和复杂化，这是2008年所无法比拟的。当年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在公司法务圈里广为流传。证人在庭审时出示了一个证物，据称是被告受邀参加原告公司活动时获取的一个纪念品，叫做“××公仔”。结果公诉人提出异议：“我们讲的是‘非法下载’，而不是‘非法公载(公仔)’!”
现在的环境要比那时好得多。360内部的研发团队现在已经成了最重要的起诉“素材库”，几乎能占到整体的一半，这还不包括同样占据较大比例的风控团队，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关注竞品的动态，以及网上各种对360不利的言论。
以和为贵与互相调戏
当IT圈里的法务多了，以和为贵反而越发弥足宝贵。
范勇发现，自己以前为360公司打的官司，其实或许都有更好的选择。“这就像我在你们家门口放了一盆花，喜欢的会认为你是好意，而不喜欢的就会往歪处想。比如我们插标本来是希望能帮助用户，只是我们不该顺带去推广浏览器。结果那个诉讼结束之后，百度甚至自己都会去做插标。”
能否在发生极端冲突之前，事先与对方法务取得联系，化干戈为玉帛呢?
这要看打官司的人真实的目的。
有一份数据显示：2010年以来，北京市一中院共审结110件不正当竞争案件，其中涉及互联网的就有33件，占全部案件的30%。有时一句广告词、一个帖子、一个软件都能引发一场索赔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官司，占用了大量的司法资源。
庭长们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玄机：不少IT企业早已经把打官司当成了做广告的“诉讼狂欢”。更让法官们可气的是，部分早已被法院判决认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，仍在持续出现。其中，甚至还出现了同一互联网企业重复实施相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情形。
最经典的一幕还是发生在360公司与百度这对“好搭档”身上。
2014年6月，同样一间法庭，一个小时前，是百度告360恶意拦截hao123，法院判360赔偿百度50万元;一个小时后，两家律师笑着擦肩而过，互换位置，360状告百度hao123发表诋毁360文章，法院又判百度赔偿360公司50万元。
大概是打成平手，双方律师并没有恶语相向，宣判结束后反而聚在一起简单寒暄。
“也许以后还得见面呢。”百度的律师笑着说。
来源： 赛尼尔法务管理